吕大临
吕大临,号芸阁,京兆蓝田人,其祖父吕通曾任太常博士,父比部郎中吕蕡共有六子,一个夭折,五人登科及第,今有史可考者,只有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和吕大临四兄弟,大临为幼。吕氏四兄弟均在北宋朝廷任职,不但在政治上具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在文化、学术领域也颇有建树和贡献。为关学代表性人物。吕大钧还在同胞兄弟的支持和共同努力下,编写了《吕氏乡约》、《乡义》等。《乡约》主要提出同约人要“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经过推行,扭转了汉魏以来佛学盛行,造成儒家礼教衰败的混乱局面,对改化关中风俗起到了实际功效。主要著作有《四书注》、《诚德集》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理学大使张载最初在关中开始讲学时,首和者为吕大钧,其弟大忠、大临相继都尊张载为师,由此带动了关中学者奔向张门求学之风。史载“横(即张载)倡道于关中,寂寥无有和者。先生(吕大钧)于横渠为同年友,心悦而好之,遂执弟子礼,于是学者靡然知所趋向”,使“关学郁郁满秦川”,并形成“关学之盛,不下洛学”的局面。吕大防虽不属张载门人,《宋元学案》记载其人与张载同调,张载辞官回横渠(在今陕西眉县)讲学后,吕大防曾向宋神宗再次举荐复其官职,后诏为太常礼院,因与礼官不合,辞官行至临潼,病逝馆舍。这些情况表明,关学的领袖和思想支柱是张载,关学的政治经济支柱则是蓝田诸吕。这正是关学得以形成发展,并与二程洛学及王安石新学构成鼎立之势的重大政治因素。再加之,吕氏四兄弟自身的学术成就,故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称“吕氏为关中学派蓝田系”。 在四吕中,又以吕大临的学术贡献最为突出。他虽登第,却以门荫入官,称“不敢掩祖宗之德”;虽人在仕途,却心系学术,与兄长吕大忠、吕大钧追随张载,投身关学,潜心研究《六经》,尤深于三礼的精研与实践。是诸吕及张载弟子中对“关学”发展贡献最大、“守横渠学甚固”之人。

北宋哲学家、金石学家。字与叔,时称芸阁先生,蓝田(今属陕西)人,吕大防弟。学于张载程颐,与谢良佐、游酢、杨时号称“程门四先生”。通六经,尤精《礼》学。元祐中,为太学博士,迁秘省书省正字。七年,范祖举荐其“好学修身如古人,可备劝学”(《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七二),未及用而卒,年四十七。其诗好发议论,然无理学家气,如“天时地力难前料,万粒须期一粒生”(《北郊》),“春风境界无边畔,花下游人恐未知”(《寒食道中》),亦可成诵。著有《玉溪先生集》二十八卷(《宋史·艺文志》七),今已佚。《全宋诗》卷一○ 三录其诗十二首。《全宋文》卷二三八五至二三八七收其文三卷。事迹见《宋史》卷三四○《吕大防传》附传。

生平经历

吕大临一生,先投张载,后投二程求学,无心仕途,最后以门荫得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

吕大临和他的三个兄长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均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的官宦之家,兄弟四人人皆登及第,唯独吕大临气质刚强,尊横渠先生教诲,“不留连科举”,更无心仕途,一生追求学术研究。当时,关中地区涌现出以张载为首的博学鸿儒,被后人公认为“关学派”。吕氏兄弟也被公认为关学大家。吕大临与他俩个兄长吕大忠、吕大钧投入张载门下求学,潜心研究《六经》尤深于三礼(即《仪礼》 、 《周礼》 、 《礼记》 )的精研与实践。晚年开始对青铜器的收集与研究和文字注解。

元佑七年(1092),范祖以其学行和人品出众,向朝廷举荐他为太学博士讲官,但还没来得及任用,他就去逝了,时年仅四十七岁。

求学经历

吕大临虽然拜张载为师,但对二程也十分推崇。宋神宗治平三年(1066年),张载应长安京兆尹(西北的最高行政长官)王乐道之邀到长安讲学。在讲学期间,著名理学家洛学派程颢程颐兄弟来也关中讲学,吕大临听后觉得他们的学说很有见地,大为叹服。张载去逝之后,他便奔洛阳拜程颐为师。在此期间,他记录汇集二程语录,著成《东见录》,对后世学者研究洛学提供了很多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张载逝世后,吕大临虽转师二程,并成为程门高足,却不放弃关学的基本思想宗旨,不背其师,成为关学最有力的捍卫者。对此,二程就一再申明:“吕与叔守横渠学甚固,每横渠无说处皆相从,才有说了,便不肯回。”二程还说:“关中学者,以今日观之,师死而遂背之,却未见其人,只是更不复讲。”正因为关中学者不背叛其师之教、之说,所以,张载死后,关学虽不“复讲”,但仍然流传,拥有众多私淑弟子。从宋至元、明、清,都有许多关学的信仰者、传播者,在捍卫、传播、弘扬、践行关学,使关学不断发展,关学精神不断发扬。

无论是师从张载,还是后来改随二程,吕大临均享有极高的声誉。作为张载门下的高足弟子,因其学识文采出众,张载之弟张戬将女儿嫁给吕大临,其妻对人说“吾得颜回为婿矣”,足见其对吕大临的器重。改随二程后,在当时众多的二程门徒中,吕大临因其渊博的学识与谢良佐、游酢、杨时三人一起被时人称为“程门四先生”。二程赞其为学“深潜缜密”、“涵养深醇,妙达义理”。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认为吕大临的学术成就高于当时与他并称的诸家,“于程子门人中最取吕大临”,并把他与程颐相比而论。朱熹非常看重吕大临,认为自己假如“只如吕年”,即指活倒吕大临那样的岁数,也不见得能达到尔后那样高的学术成就。由于吕大临的德行、学问、才能均为上乘,所以他逝世后,许多人都哀悼其不幸早逝。苏轼晚年游蓝田时,有《挽吕与叔学士》诗曰:“言中谋猷行中经,关西人物数清英。欲过叔度留终日,未识鲁山空此生。议论凋零三并友,功名分付二难兄。老来尚有忧思叹,此泪今从何处倾。”吕大临的早逝,其师程颐更是十分悲痛,直到大临逝世后三年,程颐“因阅故编”《雍行录》,回忆往昔“关西学者相从”的情景,乃“思与叔之不幸早死,为之泣下”,这既反映了程颐的真情,也说明了吕大临在当时学界的声名和地位。像吕大临这样,先后师从理学两个重要学派的创始人、被两个学派均视为代表性人物、同时还得到当时及后世著名理学家一致高度评价的学者,在宋明理学史上还是极其少见的。因此,称其为理学家是丝毫不为过的。

关学发展

关学”为理学开创阶段的重要学派之一。因其创始人张载家居关中,且从学弟子多为关中人,故后人称他开创的学派为关学。张载的关学与同时代周敦颐的濂学,程颢程颐兄弟的洛学以及南宋朱熹的闽学,并称理学四大派。他创设的“以气为本”的唯物主义宇宙论,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系统地以气和阴阳说明世界运动的哲学体系。其著作被认为是理学的代表作,在明清两代是开科取士的必读书。但关学作为理学中独立的思想学派,具有不同于其他学派的特点。关学主张“以实用为贵”,要求学以致用,力图把学术思想与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问题联系起来,为现实服务,反对虚浮空谈的学风。关学注重实用知识,注重社会实际问题的特征,与后来只知道“低头拱手,空谈性命”的理学家是完全不同的。此外,关学还特别重视恢复古代的礼仪制度,尤其注重恢复祭丧婚冠的仪式,对当时流行的不合古礼的礼仪极力予以纠正。

作为关学的杰出代表,吕大临一方面与诸兄一起大力支持推动关学的传播和发展,另一方面又积极躬行和发展张载的思想学说,并多有创新。他始终坚持张载的“气”为人和万物本原的一元论的朴素唯物主义,沿着张载的思维路径,继续论证了“天人合一”、“天下一人”、“万物一体”的学说,体现了关学的“仁民爱物”的宽阔胸怀和救世精神,同时又根据张载“一物两体”的辩证思想,在《易章句》、《老子注》等著作中,提出了自己“一体二用”、“生生不穷”、“与时消息”、“随时识事”的辩证法思想以及认识事物的变化规律,适应事物变化形势,因势利导,不断变革图新的发展观。他认为,如果“执一不变”,就会遭遇凶险。